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说起美国电话和电报公司,即AT&T公司,在美国乃至在世界上几乎无人不知、无人不晓。该公司由电话之父亚历山大?贝尔创立于1877年。电话的发明和AT&T公司的建立,第一次实现了人类的远程实时的交互通信(虽然电报比电话出现的早,但它不是事实交互通信),并且使得平民百姓受益。从AT&T创立的第一天起,它就是龙头老大,直到它被收购的那一天。但是,AT&T的扩展速度远比今天的人想象得慢得多。它用了十五年(1892)才将生意从纽约地区扩展到美国中部芝加哥地区(当时从纽约到芝加哥一分钟的通话费是两美元一分钟,而当时的一美元的购买力相当于今天的五十美元。今天在美国打国际长途,也不过十美分一分钟)。三十八年后(1915),它的生意扩展到全国(但是从纽约到旧金山的电话费高达七美元一分钟)。四十八年后的1927,AT&T的长途电话业务扩展到欧洲。太阳公司的位置非常像微机争霸战中的苹果公司。它有自己成套的硬件和操作系统,但是它缺乏应用软件。太阳的StarOffice至今恐怕除了它自己没有其它象样的公司在使用。而微软只做软件,而且只做操作系统(WindowsNT),数据库SQLServer和办公软件(Office)等少数但同时是至关重要的软件。这三种软件是一个企业必不可少的。像惠普那样换一个CEO就能翻盘的事不是总能发生的。加尔文的继任者Zander可没有惠普新CEO赫德的本事和运气,虽然他上任时提出夺回手机占有率的口号。和跨国公司大多数受命危难的继任者一样,Zander上台后进行了公司重组,大规模裁员,公司的利润保住了,股价也上来了。同时,他把半导体部门分出去上市,专心于手机业务。但是,在管理公司方面,他并没有显示出过人的本领。办事效率依然不高、内斗明显,产品开发速度上居然赶不上后来居上的三星公司。三星每几个月就能推出一款手机,而摩托罗拉半年都不能定义清楚一款新的手机。不仅如此,摩托罗拉每成功上市一款手机,就有更多款的手机半途而废。因此,摩托罗拉手机的设计成本极高。金沙误城55618com大家也许会问,既然思科这种办法证明有效,为什么别的公司学不来。当然这一方面因为并非所有公司的领袖都有思科CEO钱伯斯(JohnChambers)的胸怀和远见卓识,更重要的是思科的基因使然。思科自己的创建就是用到了两个创始人的职务发明。斯坦福大学当时虽然很想独占“多协议路由器”的发明,但是最终很开明地和两个发明人共享了这项技术。当然思科上市后,波萨克和勒纳为斯坦福捐了很多钱,除此以外斯坦福还拥有很多思科的股票,因此斯坦福和波萨克和勒纳通过思科的到了双赢。正是如此,思科能做到宽容员工用自己职务发明开办公司。另外,思科员工的发明,一般很难单独成为一种产品,而必须应用到现有网络通信系统或设备中,因此它们最好的出路就是卖给思科。所以,思科倒是不怕这些小公司将来反了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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麦金托什是世界上第一种可以买得到的、拥有交互式图形界面并且使用鼠标的个人电脑。它的硬件部分性能略优于同期的IBMPC机,而它的操作系统领先当时IBM-PC的操作系统DOS整整一代。后者是命令行式的操作系统,用户必须记住所有的操作命令才能用计算机。今天,当我们已经习惯了使用交互式图形界面的Windows时,如果要我们退回到DOS,我们会觉得很别扭。麦金托什和IBM-PC当年的差别就有Windows和DOS那么大。除了界面上的差别,麦金托什操作系统在内存管理上有DOS不可比拟的优势,因为后者实际可用的内存始终局限在640K,而前者没有任何限制。麦金托什一出来就卖得很好,因此无论从技术上讲还是从商业上讲,都是一个巨大的成功。第二,两个公司的统帅水平相去甚远。英特尔公司八九十年代的CEO格罗夫虽然是学者出身,同时也是微机时代最优秀的领导者和管理者,他几次被评为世界上最好的CEO。摩托罗拉公司由加尔文(Galvin)兄弟创办,公司六十年代传到了儿子手里,八九十年代传到了孙子手里,是个典型的家族公司。俗话说富不过三代,这话果然应验在加尔文家族上,三代人可以说是一代不如一代。孙子辈的克里斯托弗?加尔文虽然是被"选成"CEO的,但是如果他不姓加尔文,他永远不可能是摩托罗拉的CEO,甚至进不了工业界的高层。摩托罗拉公司原名加尔文制造公司(GalvinManufacturingCorp),创立于1928年,由创始人之一的保罗.加尔文的名字命名。它最早是生产汽车里的收音机的,摩托罗拉则是这种收音机的品牌。摩托罗拉一词Motorola的前五个字母Motor表示汽车,ola是美国很多商品名称喜欢用的后缀,比如可口可乐CocaCola。二战前,美国军方已经认识到无线电通信的重要性,开始研制便携式无线通信工具,并且自己研制出一款报话机(WalkieTalkie)SCR-194。但是非常笨重,不很适用。摩托罗拉的一些工程师参与了这项研究。1940年,摩托罗拉研制出真正用于战场的报话机,就是上面照片中的SCR300。1942年,摩托罗拉公司再接再厉,研制出“手提式”的对讲机(HandyTalkie)SCR-536。见下图:金沙误城55618com政府资助的研究课题不仅偏向于理论研究,而且研究方向也未必有很大的前景。大学教授看上去自由自在,可以研究自己有兴趣的课题,不像公司里的人被绑在上司交给的任务上。但是因为没有经费是万万不能的,因此大学教授天天围着经费转,政府有什么经费他们不得不申请什么课题。几年前在欧洲举行的一次学术研讨会上,各国专家就这个领域今后的研究方向畅所欲言,贾里尼克教授听得不耐烦了,讲道“你们在这里吵来吵去白浪费时间,还不是各国政府给你什么钱你就干什么课题。”这是一个大家不愿意承认的事实,但它确实是实际情况。在2000年后的一段时间里这个计算机科学在美国进入低潮,很多计算机科学家都转行去搞生物统计和生物信息处理了。而现在,大量学习生物统计的博士生毕业了,而学术和工业界对生物统计根本没有增加多少需求,很多博士生将很长时间找不到工作。这是政府计划性很难避免的问题。

不仅公司不迷信权威,硅谷的个人也是如此。一个年轻的工程师,很少会因为IBM或者斯坦福的专家说了该怎么做就循规蹈矩,而是会不断挑战传统寻找新的办法。在公司内部,职位高的人不能以权压人而必须以理服人。了解谷歌这样公司的人都知道老板并不好当。在硅谷各公司内部,虽然也有等级之分,但是已经比传统行业的公司要好很多了。更重要的是,公司内部的升迁和毕业学校、学历、工龄长短很少有直接关系。因此,硅谷常常有一个怪现象,约翰原来在某个公司是比尔的老板,几年后,两个人先后来到另一家公司,比尔经过努力成了约翰的老板。我的一个朋友通过他在学校里的师兄介绍加入了某个硅谷的大公司,而他的这个师兄是这家大公司的元老。我的这位朋友非常努力,半年后就当上了他师兄的老板。这种不拘一格用人才的做法使得硅谷公司在全世界具有最强的竞争力。风险投资的过程其实就是一个科技公司创办的过程。在美国,一个新兴的科技公司(Startups)的创业过程通常是这样的:来自思科公司的工程师山姆和IBM公司的工程师强尼发明了一种无线通信的技术,当然这种技术和他们所在公司的核心业务无关,两人觉得这种技术很有商业前景,他们就写了个专利草案,又花五千美元找了个专利律师,向美国专利局递交了专利申请(关键之一,知识产权很重要)。两个人下班后以及周末的所有时间全泡在山姆家的车库里用模拟软件Matlab进行模拟,证明这种技术可以将无线通信速度提高五十倍(关键之二,是否有数量级的提高是衡量一项新技术是革命性的还是革新性的关键。)两个人想了好几种应用,比如代替现有的计算机Wifi,或者用到手机上,于是在原有的专利上又添加了两个补充性专利。强尼和山姆于是拿着自己做的Powerpoint投影胶片、实验结果和专利申请材料到处找投资者,在碰了七八次壁以后,找到了山姆原来的老板,思科早期雇员亚平。亚平从思科发了财后不再当技术主管了,自己和几个志同道合的有钱人一起在做天使投资人。亚平和不下百十来个创业者谈过投资,对新技术眼光颇为敏锐,发现山姆和强尼的技术很有独到之处,但是因为山姆和强尼讲不清楚这种技术的具体商业前景在哪里,建议他们找一个精通商业的人制定一个商业计划BusinessPlan(关键之三,商业计划很重要)。虽然复杂指令和精简指令的处理器各有千秋,但是在学术界几乎一边倒地认为复杂指令集的设计过时了,精简指令集是先进的。尤其是美国所有大学计算机原理和计算机系统结构两门课全是用轩尼诗和派特森合写的教科书。在很长时间里,书中以介绍轩尼诗自己设计的MIPS精简指令芯片为主。同时,IEEE和ACM系统结构的论文也以精简指令为主。英特尔设计8086时还没有精简指令的芯片,否则我想,英特尔很可能会采用这种技术,而不是复杂指令系统。而一旦走上了复杂指令这条不归路,英特尔为了和8086完全兼容,在以后的80286和80386中必须继续使用复杂指令系统。在八十年代中后期,不少精简指令的处理器做出来了,包括轩尼诗设计的MIPS,后来用于SGI工作站,以及派特森设计的RISC,后来用于IBM的工作站。精简指令芯片的速度当时比的复杂指令的要快得多。另外,一个公司大到一定程度后,每个人的贡献就不容易体现出来,大锅饭现象几乎是全世界的通病。一些员工虽然有很好的想法,也懒得费功夫去推动它,因为自己多花几倍的时间和精力最多能多得百分之几的奖金。偶尔出来一两个人试图推动一下,又会发现在大公司里阻力很大。因此,有些员工一旦有了好的想法,宁可自己出来创业,也不愿贡献给自己的公司。这两个问题在硅谷普遍存在,而思科是这些问题解决得最好的公司。

创业的过程本身是异乎寻常的艰辛。即使最后成功了,回首起来也是险情不断。一位非常成功的创业者和我们讲,他和他的合伙人在前一家公司挣到了不小的一笔钱,就创办了自己的公司。很快,两人上百万的积蓄就烧完了,他们艰难到用信用卡买设备,每月勉强支付出信用卡的利息。他们的运气很好,在这个时候找到了风险投资,融资几千万,但是,仅仅一年又烧得差不多了。好在当时两家垄断性跨国公司不惜成本地相互竞争,使他们渔翁得利,得以以一个很好的价钱(十几亿美元)被其中一家收购。但是,回想起来,成败就在一线之间。科技领域则大不相同,制造的成本只占营业额的很小一部分而研发成本占大多数。对微软和甲骨文来讲,制造一份软件拷贝的成本和一百万份没有什么区别。因此,这两家软件公司的毛利润率高达80%以上。即使是以硬件销售为主的思科公司和英特尔公司,毛利润率也高达60%和50%。而在传统行业的通用汽车公司GM,2007年的毛利润率不到10%,就连世界上效益最好的丰田公司也不过15%左右。如果单看毛利率,科技公司的利润率可以用“惊人的暴利”来形容了。但是,科技公司的产品研发成本摊到每个产品上并不低。如果能扩大一倍的市场,就能将这部分主要的成本降一半。这时候一个科技公司并不需要更多的雇员,效率依然保持不变,总的利润率就上去了。美国3000SandHillRoad4-180,MenloPark,CA94025电话:650.854.3927,传真:650.854.2977风投由于是高风险的,自然要追求高回报。每当创业者向我介绍他们的发明时,我问的第一个问题就是:“你怎么保证把一块钱变成五十块”。虽然风险投资最终的回报远没有几十倍,但是,投资者每一次投资都会把回报率定在几十倍以上(上面那个手机软件显然达不到几十倍的回报)。因此我这第一句话通常就难倒了一多半创业者。大部分人听到这句话的反应是:“要这么高的回报?是否太贪了?两年有个三五倍不就不错了吗?”一般传统的投资几年有个三五倍的回报确实已经很不错了,但是由于风投失败的可能性太大,它必须把回报率定得非常高才能收回整体投资。据我一位做风投的朋友讲,红杉风投当年投资Google的那轮风投基金高达十几亿美元,只有Google一家投资成功了,如果Google的回报率在一百以下,整轮基金仍是亏损的。从另一方面看,对风投来讲几十倍的投资回报是完全可及的。五十年代早期风投AR&DC投资DEC,回报是五千倍(,000到5,000,000),KPCB和红杉风投投资Google是五百倍(一千万到五十亿美元),而Google的第一个天使投资人安迪.贝克托森的回报超过万倍(十万美元到今天的十五亿美元)。

但是,这些科学家们也隐隐地感到一些危机。原来的贝尔实验室因为有AT&T这个大靠山,从来不发愁自己的经费。现在,朗讯的利润不足以养活有两万人的巨型实验室,开始要求那里的科学家和工程师开发能尽快赚钱的研究上来。(我在以后会谈到AT&T这种大实验室的弊端)贝尔实验室此时已不是过去以研究为主的地方了,它的创新能力不复存在,从一九九五年至今,贝尔实验室没有再搞出轰动世界的发明。本来,AT&T的电信服务和设备制造相辅相成,是个双赢的组合。分家对双方长远的发展都没有好处。AT&T和朗讯的衰落都从这时起。美国过去未曾有过贵族,今后也不会有。无论是巨富盖茨或者是年轻美貌、聪明而富有的女继承人伊万卡.特朗普都不是任何意义上的贵族。实际上贵族这个词在整个西方本身就是一个没落的词汇,虽然在东方一些人或许沉迷在贵族梦中。但是,贵族在历史上曾经实实在在地出现过。如果我们认为公司之中也有所谓的贵族,摩托罗拉无疑可以算是一个。金沙误城55618com作为移动通信的领导者,摩托罗拉自然地垄断了第一代移动通信市场。第一代移动通信是基于模拟信号的,天线技术和模拟信号处理技术的水平决定了产品的好坏。而产品的外观式样根本不用考虑。在技术方面,没有公司能挑战摩托罗拉。因此,摩托罗拉的手机虽然卖的贵(那时在中国一个好的手机要两万元),仍然占领了世界百分之七十的市场。其它公司要想和摩托罗拉竞争,只能寄希望于下一代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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